接连两个月，业界被国内外大学捐赠基金持续刷屏。
地球另一边：
4月初，耶鲁大学发布2017年度报告，净收益率为11.3%。过去五年中，除了2016年受市场影响回报较低外，均保持了10%以上的收益率。
5月中旬，美国监管部门文件显示，哈佛大学捐赠基金第一季度买入了苹果、微软和谷歌母公司Alphabet的股份。
在目前共持有的8.168亿美元的公开交易证券中，且这些公司股票超过了2/3，
地球这一头：
北大百度基金
4月末，李彦宏捐赠6.6亿元(含等额资产)设立“”，俞敏洪捐赠5000万元设立“”;刘强东和章泽天对外宣布将向清华大学捐赠2亿元人民币。
迦陵基金
6月初，94岁的叶嘉莹先生将全部财产捐赠给南开大学，设立“”。
美国大学的捐赠基金将私募股权玩的风生水起，耶鲁大学捐赠基金更是被称为LP之中的“王者”，中国高校捐赠基金虽然在最近声浪颇多，却似乎在发展路径上不得其法。
值得一探究竟的是：中国大学的捐赠基金面临的困境究竟是什么？又该如何打破僵局？
LP王者：耶鲁捐赠基金的投资法则
根据最新公布的信息显示，过去20年中，耶鲁的基金年均回报率为12.1%，超过美国国内股票年均回报率7.5%;耶鲁的投资业绩增加了243亿美元。
耶鲁大学捐赠基金将过去的这一经验总结为：明智的长期投资政策、基于权益为主和对多元化策略的坚持，是大学捐赠基金投资成功的基础。
过去30年中，耶鲁通过将资产重新分配到非传统资产类别，大大降低了捐赠基金对国内有价证券的依赖。
1985年，耶鲁将超过五分之四的捐赠基金投资于美国股票，债券等。如今，国内有价证券约占投资组合的十分之一，而外国股票、私募股权、绝对回报和实际资产则约占捐赠总额的十分之九。
对非传统资产类别的分配比例加重，是看重其回归的潜力。与1985年的投资组合相比，今日的实际投资组合和目标投资组合具有更高的预期回报性和更低的波动性。另类资产本质上往往比传统的有价证券的定价效率低，这为通过积极管理手段进而利用市场的低效率提供了机会。
尤其是制定长期发展策略的基金，非常适合于开发石油、天然气、木材和房地产等非流动性较低效率的市场。
相对于流动性高的资产来说，非流动性资产存在价值折扣，这就增加了非流动性资产投资市场的投资机会。此外，耶鲁大学捐赠基金作为永久性的基金，其对非流动性的承受能力要高于大部分投资者，因此可以享受资产长期持有的溢价。
这背后，耶鲁大学捐赠基金操盘者David Swensen算得上是第一功臣，其遵循使用外部经理的政策，决定通过第一手的信息做第一手的决策，这样的策略不断得到了正向的反馈。随后，包括哈佛、麻省理工等美国高校都延续采取了这一套基金运营法则。
值得一提的是，自1985年加入耶鲁大学捐赠基金，David Swensen就成为了绝对性的主导人物，不仅对内孵化了一批内部管理人才，对外制定了长期的投资策略。30多年投资策略的一以贯之也让该基金受外部干扰降到最低，拥有了很强的穿越周期的能力。
据了解，2018财年，耶鲁大学捐赠基金分配目标大致保持不变。房地产分配目标从12.5%下调至10%，而包括对冲基金在内的绝对回报目标为25%，而2017财年则为22.5%。
十年四易其主：是谁动了哈佛捐赠基金？
5月中旬，美国监管部门的13F文件显示，哈佛管理公司(HMC)第一季度买入了苹果、微软和谷歌母公司Alphabet的股份。在该基金持有的美国公开交易证券中，这些公司股票超过2/3。
文件显示，哈佛管理公司第一季度买入了169万股苹果股票、185万股微软股票和12.9万股Alphabet股票。该基金此前不持有这些公司股票。
哈佛管理公司目前共持有8.168亿美元的公开交易证券，这3家公司股票占约72%，其中苹果占34.8%，微软占20.6%，Alphabet占16.4%。该基金的总规模约为371亿美元。
虽然与耶鲁大学捐赠基金投资的包括亚马逊、谷歌、思科、Facebook在内的公司相比，这样的动作并未格外出奇，但对于哈佛来说，走出这一步的意义重大。
站在哈佛的角度来看，虽然2017年投资业绩差强人意，但始终面临内部的隐患。哈佛大学捐赠基金现任CEO NP Narvekar称该公司在本财年的表现“令人失望”，并表明“哈佛管理公司存在严重的结构性问题”。
一直以来，哈佛采用了一种“混合”投资模式，雇用了内部和外部的资金经理。这样做的成本很高，因为哈佛必须向领先的对冲基金竞争性地向其财务高管支付佣金。
此外，在过去10年之中，哈佛管理公司CEO四易其主，而每位新任CEO都将自己的想法带到工作中，这导致了哈佛的投资策略处于不连续的状态。而这样的不连续在哈佛过去10年之中基金规模和基金回报上也有明显的体现。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哈佛大学的捐赠额下降了110亿美元，损失达四分之一以上。结果，哈佛被迫大幅削减预算，裁减了数百名员工，并削减了学生服务。
为了及时止损，其采取了提高现金比例的策略。2008年，哈佛大学的现金比例为-5%，即靠借贷支撑大学运营。2009年，哈佛大学计划将其现金比例从2008年的-5%提高到2010年的2%，以保证应急的流动性需求、降低财务风险。
2016财年是哈佛管理公司的又一个低点，其负2%的回报是自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点。这迫使其再次换帅，NP Narvekar在2016年底走马上任，开始对基金运营进行全面调整。
在投资资产类别上，NP Narvekar将注意力放在像自然资源或私募股权这样的资产类别上;在基金管理体系上，大部分资产由外部经理投资。在这个过程中，公司裁减了一半的内部员工，减少至100人左右。
有意思的是，2014年，SOHO中国的潘石屹和张欣的夫妻发起了一项1亿美元的基金，曾首先向哈佛捐赠了1500万美元，引起了一场“该捐给谁”的网络辩论。
为什么选择捐赠哈佛大学而非国内高校?是哗众取宠，还是在权衡之后的理性选择?答案在当时其实不言自明。
国内高校：头部基金方兴未艾，马太效应日益明显
4月末，“北大百度基金”宣布正式成立，李彦宏6.6亿;同时，刘强东和章泽天对外宣布将向清华大学捐赠2亿元人民币。
无论是李彦宏还是章泽天，校友们似乎为大学教育基金会出了不少力，这样的“力”看似巨大，但社会捐赠收入最多的清华大学此项指标在过去5年平均占不到5%。
而普遍来看，国内的教育基金会的募资构成主要来源于三方面：政府投资、学生缴费以及学校自筹。前两项资金专款专用，受到明确的限制，而第三项资金，即校办企业或募捐所获得的自有资金使用自由度较大。
这样的“自由度”却未能带来后续的市场化效应，大多数资金进入高校捐赠基金之后产生的后续成果并未十分透明，由于缺乏健全的管理和运营体系，存入银行成为大多数高校处理闲余资金的主要选择。
我国高等教育基金会的开端可以追溯到1994年，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率先成立。2009年，启迪创投与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签约，成为国内首家获得大学捐赠基金注资的创投机构，启迪创投也顺势成为首个国内大学基金会控股的风险投资基金公司。
而直到2004年，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在法律层面上为高校建立教育基金会提供了依据，高校的教育基金会才逐步进入了成长阶段。
截至2017年末，成建制的全国高校基金会已达527家，42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中，仅国防科技大学、云南大学尚未成立大学教育基金会，95所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中，仅西北大学等11所高校尚未成立。在地域分布上，除西藏自治区外，我国内地其他省份均有大学教育基金会组织，其中，江苏、浙江、广东、北京等省份数量较多。
超过9成的大学(学院)教育基金会发起单位是普通本科公办院校，但粗略统计不难发现，净资产10亿元以上教育基金凤毛麟角，大部分学校教育基金会净资产在1亿元以上10亿元以下，马太效应十分明显。
中美对比：“中国特色”捐赠基金如何逆袭？
在国内，中国高校教育基金会运作形式呈现分散化：既有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一类的市场运作型;也有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基金会一类的海外拓展型;还有专一于特定行业的像是中国矿业大学教育基金会、中国石油(7.63 +0.66%,诊股)大学教育基金会等。
与美国动辄超过30年历史的高校捐赠基金相比，大部分高校还处于“少年期”，能够自主运作捐赠基金的团队仍属少数。
基于中国社会组织网的数据统计，在组织结构上，大多数大学教育基金会理事在15人以下，其中11至15人的理事会构成最多。理事长40%由现任正职校领导(一般是党委书记)担任，27%由副校长等副职校领导担任，此外还有21%的基金会理事长由卸任校领导担任。在人员数量方面，有超过一半的大学教育基金会工作人员数量在1至5人，20人以上的仅有7家。
通过多年捐赠基金发展的经验来看，一方面，由于历史发展因素，中国大学自身商业化进程并不顺利，在过去20年中，8成由大学机构背景的企业都已经倒闭;另一方面，由于没有把商业与非商业的界限明确化，大学捐赠基金的管理者也是其业务经理，而这样的模式在美国众高校已经被验证走不通，尤其在投资领域这样“投资人”起决定性作用的行业之中，非专业不生存。
从基金会人员组成来看，专业投资人才和劝募人才的缺失是限制中国大学教育基金会保值增值的最大原因，同时，基金会的理事会和监事会的治理结构并不合理，理事和监事的责、权、利还不明确。
从基金会的社会影响力来看，由于财会和审计制度的不透明度，使得大学基金会定位不够清晰，定位模糊的直接后果就是品牌宣传无法落地。
业界普遍认为：大学捐赠基金需要有专业人才来管理，而非被当成是行政化的任务，让教研回归教研、投资回归投资，让大学捐赠基金真正拥有专业主义的管理者是第一要务。
而无论是市场运作型、海外拓展型还是特定行业型教育基金，都必须在运营层面和监管层面有所创新，才能盘活大学捐赠基金的资源，非落地不能进步。
浙大未来母基金陈军就曾向《母基金周刊》表示：“如果说双创1.0是遍地开花的草莽阶段，2.0是孵化投资的升级阶段，那么我们提出的3.0就是从政府、中科院、高校穿插及各层级机构的一个新模式。”(浙大未来母基金由学校教育基金会、校友总会和深圳、杭州两地投资界的校友三方发起的校友圈母基金)
“而未来母基金的策略也很容易理解，一是地域策略——以杭州湾区、深圳湾区为核心，形成双湾区创投中心，另外一个是校友圈，我们通过浙大和泛浙大校体系，来积累大量的项目和管理人才。第三是时间策略，以目前的人工智能、生物医疗、新消费等市场空间大，可以代表未来的行业领域。 ”
值得期待的是：随着像浙大未来母基金一类的新物种出现，最近几年之内，大学捐赠基金的模式似乎有所突破，这，会是逆袭的起点吗?
关键词： 哈佛耶鲁捐赠基金
